专访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当前并非通缩，中国经济复苏正从第一阶段迈向第二阶段

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杨志锦上海报道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3年3月CPI同比上涨0.7%，涨幅较上月收窄0.3个百分点；PPI同比下降2.5%，降幅较上月扩大1.1个百分点。拉长时间看，PPI同比增速已连续6个月为负，CPI同比增速一年来首次跌破1%，一些市场人士已提出警惕通缩的声音。

“当前物价水平的回落是一个正常现象，用通缩来定性当前中国经济的状态并不恰当，也不应该简单得出我们将形成通缩趋势的结论。”上海财经大学校长刘元春在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

刘元春认为，当前物价涨幅回落的原因在于需求复苏进度慢于供给。未来在宏观经济政策持续发力、需求恢复的基础上，物价水平有望摆脱目前相对低迷的状态。二季度到三季度，随着基数效应减弱、宏观政策持续发力，PPI同比可能转正。当前宏观经济正由社会秩序与交易修复阶段向利润与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迈进。

【资料图】

刘元春

并非通缩

《21世纪》：3月物价数据公布后，市场上出现了通缩的声音。在你看来，中国是否出现了通缩？

刘元春：不能一看到价格上涨，就说是通胀；也不能一看到价格下跌就说通缩。比如今年1月份，一些观点称，中国可能会重蹈欧美的覆辙，出现疫后的价格暴涨，理由是中国经济将出现全面的报复性反弹。

但是现在并没有出现通胀，相反我们看到了物价出现一定程度的下行。近期价格下行的原因很多。比如部分食品价格出现下行。比如去年3月份地缘政治冲突后能源价格和大宗商品价格暴涨，而今年相比去年同期出现明显回落，输入性价格出现下行。

近期物价下行最重要的原因是，疫后中国经济在供给端和需求端的复苏是不同步的。疫情对企业投资能力和消费主体的消费能力带来巨大冲击，这一冲击远比产能损失要大，这其中就产生了一个不对称。而在社会秩序恢复和国家政策推动之后，供给端尤其是工业恢复很不错，但是需求端恢复较为缓慢，尤其是消费。消费的复苏不仅仅取决于经济社会秩序的恢复，更取决于居民收入和信心的恢复，同时房地产复苏的常态化和稳定性也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后两者还没有出现实质性的改善，很难通过一个政策刺激就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因此，从这些角度来看，当前物价水平的回落实际上是一个正常现象，用通缩来定性当前中国经济的状态并不恰当，也不应该简单得出我们将形成通缩趋势的结论。相反地，这可能是中国经济复苏从第一个阶段迈向第二个阶段的重要标志。

《21世纪》：如何理解经济复苏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

刘元春：当前各类数据已经证实，疫情政策优化之后的重启效应非常明显，经济复苏已经开始启动。在我看来，疫后中国经济复苏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社会秩序与交易修复阶段、利润与资产负债表修复阶段、常态化扩张阶段。

所谓“第一阶段”，指随着疫情防控政策的优化、社会生活秩序的恢复，吃、住、行等反弹。比如一二线城市的拥堵指数、迁徙指数已经超过了2019年，但是当前的经济情况并没有比2019年好。这是因为这些反弹不足以支撑企业主体的利润修复、整个市场主体资产负债表修复。比如1-2月工业企业利润下降22.9%，同期财政收入也是负增长。实际上，这一过程中还伴随着疫后“后遗症”的显现，导致消费恢复得相对缓慢。

“第二阶段”，是指在社会秩序与交易修复的基础上，企业利润及居民收入增长进入到一个相对正常的状态，各类主体的资产负债表得到修复。当资产负债表修复到一定程度后，经济就进入常态化扩张阶段。我们目前正处于第一个阶段向第二个阶段迈进的状态，这个状态需要政策做出支持，改善需求不足的情况。

政策适度靠前，但不宜过度加力

《21世纪》：在供需恢复不平衡或者说经济处于第一阶段向第二阶段迈进的情况下，应该采取哪些宏观政策？

刘元春：货币政策方面，宽松的基调已经形成，对投资、消费的支撑还是比较充分的，不能也不必过度依赖持续宽松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要从节奏和机制上进行调整，比如增加对低收入者的支持、出台针对性的举措支持消费恢复、一些消费性政策应当适度靠前发力。

需要注意的是，不能因为3月份价格水平的低迷，就改变原来的政策基调，不能过度加力。因为疫后宏观政策的传递效率传和传递速度是下降的，需要对政策保持一些耐心。换句话说，政策总量不要大变，但是节奏可以适当靠前。此外，针对一些新出现的问题，还要有一个动态关注的理念。

《21世纪》：市场担忧通缩的一个原因在于需求不足，其中房地产市场能否企稳和居民消费恢复尤为关键。对房地产市场和居民消费企稳，你如何研判？

刘元春：居民消费要在整体经济企稳、收入得到改善后才会有一个明显的企稳。其中，刺激性消费政策可能会起到一定作用，但不能起到根本性的作用。从欧美来看，过度刺激消费带来的问题还是很严重的：一方面美国过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以及过激的财政补贴，导致美国通胀高企；另一方面，过度的财政补贴导致美国的劳动力市场出现变异，大量的劳动力退出劳动力市场，也就是说劳动参与率急剧下降。因此，未来如何把握好消费刺激政策的力度、载体和消费场景是关键问题。近期国内各地地方政府对车企的价格补贴导致价格战，已经出现了变异的迹象。

房地产企稳的问题更加复杂。在各类政策同步发力的作用下，一季度房地产开始出现触底反弹的迹象，恢复的进程超出市场预期。但这轮房地产的调整是周期性因素、趋势性因素和政策调控等多重因素的产物，其调整的深度比以往要深，持续的时间可能要比以往长。在此过程中，房地产下滑所带来的市场主体的资产负债表收缩效应和宏观微观杠杆的支点效应叠加，很可能导致局部风险失控。因此，房地产复苏的进程可能面临反复，彻底走出房地产困局需要深层次的改革，需要构建房地产的新发展模式，改变过去高周转、高杠杆、高债务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