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年,我们参加过的高考|上海会客厅

6月7日起,2023年度高考正式拉开帷幕,上海的五万多名考生走进考场,迎来人生的重要时刻。高考在很多人的记忆中被深深铭刻,因为高考见证过一代代人的青春时光,同时承载着千万家庭的期盼与梦想。


(资料图)

本期新闻晨报·周到《上海会客厅》节目,我们邀请到几位来自文化界和传媒界的嘉宾进行分享,他们当中有人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有人参加过1978年的高考,也有人在上世纪90年代参加的高考。来听听他们当年参加高考时有着怎样的故事和别样的记忆?

农场挑灯夜读,我考入了复旦新闻系

朱大建:上海作协理事、散文报告文学创作委员会主任,上海老新闻工作者协会会长,1977年参加高考

我是1969届初中生,1970年下乡到江西,1977年恢复高考那年,我意识到改变自己命运的机会来了。尽管当时自己只是初中学历,对高考没有把握,但我还是通过刻苦自学,走进了考场,并成为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

上世纪八十年代复旦大学的学生宿舍

当时,因为我在江西日报发表了散文《一把泥刀》,这篇散文是回忆自己初中学工时的工人师傅,显露出一定的写作才华,因此被借调到江西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师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报道员。后来生产建设兵团解散,我被调回鲤鱼洲九团工作,鲤鱼洲九团后改名为鲤鱼洲五星垦殖场,我在政治处当宣传报道组长。学生时,我的人生志向就是想要像斯诺先生写出《红星照耀中国》那样的书,所以当年志愿填报的就是复旦大学新闻系,希望能进入高校深造。

朱大建和同事们冬天在鲤鱼洲农场挑圩堤

当时农场生活条件非常艰苦,菜没有油水,我们经常吃冬瓜皮炒辣椒、海带汤,就着辣罗卜干下饭。农场的工作非常繁重,春插,双抢,秋收,冬天要挑圩堤(见上图)。在这么艰难的日子里,我一直坚持读书学习。中午,大家都在宿舍里午睡,我一个人独自坐在床边写散文,脚伸在床底下,小腿被蚊子叮咬了好多口,痒得我不停抓挠,皮肤都溃烂了。夜晚,我在油灯下躲在蚊帐里读鲁迅的《呐喊》《彷徨》,鼻孔都被油灯的烟给熏黑了。

复旦大学新闻系1981届毕业合影照,最后一排左二为朱大建

那年冬天,我是在垦殖场考场参加的考试。考试结束后,我并没有抱太大希望,没想到最终以高分被复旦大学新闻系录取,从此开启自己的新闻和文学人生。

45年前的高考,我在知了声和卖菜声中答题

葛明铭:国家一级文学编辑、故事家、曲艺家、《滑稽王小毛》节目创始人,1978年参加高考

45年前一个夏天的清晨,我睁开惺忪的睡眼,父母已经上班去了,桌上放着半锅泡饭和一根油条,油条旁的小碗里是浅浅的一泓酱油,这就是父母给我准备好的早餐。那天我居然独享一根油条,原因是我要去参加高考。

漱洗完毕,油条蘸蘸酱油,呼呼啦啦地一大碗泡饭下肚,拿了笔和尺就出门上路了。考场在南车站路上的大同中学,从我家到那里大约5公里左右;那时没有出租车,似乎也没想过要去乘公交,这点路一般都靠“11路电车”(步行)解决。

1978年7月21日《解放日报》报道,考生们全神贯注地伏案应试

虽然是决定我今后人生的一场考试,但心情却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平静和淡定。走了40分钟左右,到了考场门口,肚皮里的那碗泡饭和一根油条早就消化掉了。校门口没有送考的家长,没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只有几位老师在引导考生入场。考试教室在进门右转一幢楼的二楼,按照准考证号码,我的座位是靠窗的,窗外就是交通要道南车站路,而对面是蓬莱公园。

考场窗口下面的人行道上,几十位农民摆开摊头卖菜(插图 罗志华)

考试时正是上班时间,马路上卡车、公交车,黄鱼车、脚踏车来来往往,喇叭声、车铃声一片喧哗,窗外行道树上的野乌子(知了)不知疲倦地鼓噪着。而窗口下面的人行道上,几十位农民摆开摊头卖菜,“鸡毛菜要伐?”“阿姨,洋红番茄买眼去!”“爷叔,毛豆子要伐?回去炒炒咸菜蛮灵个。”叫卖声此起彼伏,讨价还价声不绝于耳。

考卷发下来了,我定一定神,开始做题,笔尖在考卷上逶迤,思维在考题中徜徉。渐渐的,窗外市井喧哗声越来越轻,消失于无声的考卷中……

进上海师范大学后第一张同学合影,左2为葛明铭

一个月后,我收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因为我擅长文字,所以当时第一志愿填报的是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历史系,我的同学当中很多人后来都成为社会中坚力量,其中不乏文化界、传媒界的知名人士。

当年全脱产复习,拼了三个月进了

施蔷生:高级经济师,原民进上海市委城市治理委员会副主任、第十二届、十三届上海市徐汇区政协委员等。现兼任上海市住建委科技委委员、上海市政府采购评审专家、上海市城市更新研究会特聘专家、上海东方法治文化研究中心理事长等职务,1977年参加高考

当时距离高考备考只有3个月的时间,我在商贸单位工作,已有5年工龄,所以可以享受带薪读书的福利。一个晚上,我们几位要好的同学在商议后决定一道参加高考,虽然我是72届初中生,毕业后一直在工作岗位,好在自己是兼职搞宣传的,所以决定报考文科专业。

我向单位领导提交申请并得到批准。当时我是班组副组长,又兼团支部宣传委员,工作还是比较忙的。好在当时自己年轻,经常不休息,并且有时还日夜班连做。领导相当支持我参加高考,让我三个月全脱产自学,而且不扣一分工资。邻居借我机电书和数学书学习,中学同学那时已经是复旦工农兵学员,他借给我文科考试预习题目,单位同事还在夜里特意送来考试用的复习资料。父母也是全力支持,基本上我家务不用碰。

1977年12月13日《解放日报》报道,广大考生精神抖擞、满怀信心地迈步进入考场

就这样,我一口气拼了三个月准备高考,最终被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那年我数学发挥一般,好在语文和政治分数还可以,高考作文写得不错,主要原因是作文与自己在实际当中遇到的案例有关。总结下来,当时参加高考,也没什么大的心理负担——父母不逼,单位支持,自己有工作,可进退自如,所以考场发挥较好。

前段时间,我参加研学团队去湖南时参观了曾国藩墓区。听雷颐教授专家在讲到曾国藩“落榜生的逆袭”故事时,我颇有感触:

曾国藩年轻时参加科举考试两次名落孙山,第三次终于中榜。不仅如此,清代时的湖南赴试学子还面临着过洞庭湖时的生死考验。每届乡试之期,正是盛夏酷暑,洞庭湖汪洋恣肆,一遇暴风雨陡发,只得停船等候,有时十天半月都开不了船。为了能按时参加考试,有部分考生乘一叶扁舟,冒险赶路,常遇风涛……

大学班级合照,施蔷生为最后一排左7

如今,社会是否应该淡化对高考的“关注”,而家长和考生对于高考可以“淡定”一些呢?在人工智能科技到来的新时代,年轻人接受高等教育的路径已经大大拓宽和多元化,不像我们当年,高考就是改变和决定人生命运唯一的出路。

那时候的高考,家长不送考

姜浩峰:资深媒体人、《新民周刊》主笔,上世纪90年代参加高考

6月7日是高考首日,看到考场外有家长和老师送考,我又想起去年高考时曾经写过一篇文章——《送考?别把旗袍玩坏了!》,讲的是有些地方男性高中老师也穿着女式旗袍送考,这种“仪式感”蛮吓人的。其实,男士以前也有属于自己的传统服装,上海话称之为“长衫”,北方叫它“长袍”,现在说相声的“工作服”又兴这种衣着了。一般来说,高中老师,特别是语文老师,知道孔乙己的,应该明白长衫才是男士适合的传统服装。

回忆我那时候参加高考,在上世纪90年代,无论高考或是中考,还鲜有家长送考的。至少在我的同学中,家长前去送考的几乎没有。平时骑车去上学的就骑车去考场,平时坐公交车的就坐公交车去考场。考完也有对答案的,大多数同学则是要去享受暑假了。

原因倒不是说家长不重视高考,而是感觉孩子迈出家门,家里不该再从头管到脚了。特别是对毕业班学生来说,他们该走向独立了!或迎接胜利的喜悦,或接受失败并重头再来,而家长送考,又无法包办日后的一切。只是不知道这样家长不送考的高考场景,是否会“昔日重来”……

2023年6月7日,上海家长和老师在考场外为考生送考(本报资料图片)

对了,我甚至想起自己参加中考那一年,有个同学头天语文考试竟然没来,原因是这家伙在游戏机房激战正酣,记错考试日子了。后来学校老师开证明说他发烧了,请求补考,好像也考取了高中,后来也考上了大学。不知道这当年脑子热昏的小子如今“混得”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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