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猝死，理论上痛苦最小。”

很难想象，这个对很多人来说讳莫如深、甚至会觉得冒犯的对话竟然出现在了北大的课堂上。

(资料图片)

这是一堂正在进行的死亡哲学课。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北大医学部的教授王一方。当看到超过一半的学生都选择了猝死后，他反问道，“如果是这样，我们跟屠宰场的牲畜又有什么分别呢？”

《一个叫欧维的男人决定去死》剧照

王一方认为，“对死亡的坦然是社会化的最高阶段”，但多年来的教育经历却让他看到，许多现代人对待“老弱病死”的态度是十分消极的，他总结人们面对这些问题时的表现主要有三种：

一是鸵鸟状态，不愿意去面对，能逃避就逃避；

二是菜鸟状态，问题降临时不知道怎么办；

三是惊弓之鸟，即害怕和恐慌。

这对每个人来说其实是一个大问题。许多遗憾和悲剧的发生，往往是源自这些消极的态度。

出于恐惧，“有许多人即使是在父亲或者母亲弥留之际，都不敢去凝望那双临终的眼睛、没有去拥抱他们”，王一方惋惜地说，这无疑是亲密关系中的一条难以弥补的裂痕。

由于不知所措，还有很多人在亲人重病时，选择用比疾病更加痛苦的医疗手段来延长亲人的生命，“当一个人身上插满管子，呕吐、脱发、化疗的剧烈反应折磨着他直到生命最后一刻，对家属来说治疗是一种心理安慰和‘不愿放手’，但对病人来说这未必是幸福的”。

而我们大多数人，在额头出现第一道皱纹的时候，在因为疾病而难受疼痛的时候，当某些功能发生减退的时候，我们时常如惊弓之鸟，讳疾忌医甚至仓促应对，从而失去了更好的生命体验，也缺失了关于当下与未来的思考。

《星运里的错》剧照

为什么我们在面对老弱病死时，总是如此被动和彷徨无措？

在王一方教授看来，这些问题的出现，往往是因为我们对于生死大事的毫无准备、对于医学的过度依赖，也源于一直以来关于“老弱病死”教育的严重缺失。

“现代医学的进步可喜可贺，但人类依然无力征服死亡，也无法消灭痛苦。然而死亡终会来临，我们能做的是让死亡有品质、有尊严，让躯体与心灵的痛苦降低到最低限度。”

不避讳谈论死亡的人，可以豁达地谈论任何事情。王一方形容这是一个“脱敏”的过程，其间可能充满了痛苦的抉择和重重疑虑，所以需要有人去“捅破这层窗户纸、去辅导”。抱着这个初衷，多年来，王一方一直在从事医学哲学的教学工作，他的学生包括本科生、研究生、医生，也有小朋友。

作为一个曾经的临床大夫，如今的医学哲学教授和一个医学与文学交叉的关注者，他深知只靠医学去解决生命难题是远远不够的：

“老弱病死不只是发生在急诊室、手术室、癌症病房、ICU监护室里的临床事件，还是一个哲学事件，甚至是精神事件。技术、金钱可以重新定义死亡（死亡就是关机时间），但无法安顿躁动的灵魂。所以，现代医学需要医学哲学向度的启蒙和教化来完成对疾苦、衰老与死亡的坦然顺应和超越。”

《爱》剧照

因此，王一方的讲述往往从现实问题出发，继而拓展到哲学和文学所思考的精神层面。在他的课上，一个人不但能听到关于疾病、衰老和死亡问题的解决方案，也能得到源源不断的精神抚慰。

正因为如此，听过他的课的人总会产生新的认知——老弱病死并不全是消极的，而是充满了积极的意义。

他会说死亡可以是痛苦的反面：“生病的过程是很痛苦的，死亡恰恰是在最后那一刻去终止痛苦。所以有的时候，延长生命其实是在延长人的痛苦。”

也会一针见血地指出大家对于衰老的偏见：“我们的社会存在一种歌颂青春、讥讽衰老的情绪，这是一种社会性退缩。”

还会提醒我们尊重生命的方式是向死而生：“人只有一生，仅此一生。所以，我们今天要有准备，对待疾病要有准备，对待死亡要有准备，对待衰老有准备，这样才能过好一生。”

为了让更多人补上这堂关于生命的重要课程，王一方教授也带着他对于生命哲学的独到见解来到三联中读录了一期播客，这期播客上线后便引起了巨大的反响。

有位听众感叹，不懂文学的哲学家不是一个好医生，王一方教授颠覆了他对医生的印象。

还有一位母亲刚刚离世无法走出来的朋友说，在听完节目后，他慢慢接受了亲人离去的事实。

王一方教授播客的部分听众好评

也有许多人不断在问，能否请王一方教授开设一个课程，再深入讲讲与衰老、疾病、死亡有关的话题。但由于王教授十分繁忙，我们的几番邀请都未能成行。

但聆听一堂“生死课”，对于每个处于混沌阶段的人都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经过我们不懈的努力和等待，王一方教授终于再次来到中读，开设了《医生不曾告诉你的生命哲学课——如何面对衰老、病痛和死亡》。经过精心策划，这门课程的内容比北大课堂上的还要丰富和深刻。

来源：新浪新闻